张之维发现唐沅这天不对劲。

早起时她还一如往常，甚至出门买了早点回来——就是从那之后有些反常了。她除了买面窝油饼之外，还带回一份《汉口中西报》。张之维熬了她心心念念的江米粥，她虽是吃喝说笑如常，但张之维感到她是心不在焉，脑子里显然在想别的事。要在半个多月前，他是断然看不出来的，最多也就觉得有些异常，可他如今立刻直觉唐沅的反常是与那份报纸有关。

吃完一碗稀饭，唐沅简单地收拾收拾，就去送字。张之维把她带回来的报纸拿起来一看，密密麻麻排布的铅字好似蚂蚁列阵，并且印有一些粗疏的图画，和惯常读的古书大相径庭。他从头到尾细读一遍，发现些许端倪——第二版刊印的是汉口地方新闻，其中有一条消息，说的是汉口某巨富家中遭了飞贼，失窃大量财物，损失计有五千银元以上——张之维默默算了一下，这可够龙虎山上下五六年的生活了。一般的毛贼做不得这样的巨案，难道是碧眼狐狸？他们上次探得碧眼狐狸的讯息还是在武昌治下，武昌汉口一江之隔，唐沅在武昌没寻到碧眼狐狸的踪迹，如今见了这条新闻，心里恐怕也是这般生疑。

另外还有些租界的新闻。张之维听唐沅说过，所谓“租界”，就是外国列强在中国城市里设立的外国人居住地，虽然名义上仍属于中国，但一切权力，从行政到法律都由外国执掌，是不折不扣的“国中之国”。租界多设在港口城市，唐沅的家乡天津作为第一批开埠的城市，很早就设立了许多租界，汉口是长江中游最重要的商埠，英法俄日德甚至于比利时这样不知名的小国，都能在这里画地为“界”。

果然就刊登了一条日租界的新闻，什么“玄洋社”的浪人与租界外的中国人发生冲突，打伤三名中国的商贩。看来他们在这落花巷里岁月静好，“乃不知有汉”，而外头的世界却动荡得很。

李宏赶着节下临时抱佛脚，下午也来磨着唐沅学习。他母亲李秀珍很客气，送了一包家作的桂花饼，有充作“束脩”之意，唐沅全塞给了张之维。晚上她写完了屏条，显出疲倦的样子，早早就回屋去睡了。

张之维本在刻苦攻读《伤寒杂病论》，见唐沅去休息，就把针线笸箩拿来，摸出里头那双纳了一半的鞋底，寻思明天也得去买点儿鞋面布——指尖忽然触到什么粗糙的纸质品，他翻出来一看，是一本薄册子，《教育旬刊副刊》，右下角又有一行小字“利群书社刊印”。哦，他想起来了，这是唐沅在武昌的时候从街头寻摸回来的，这几天一直看她在读，大约是下午给李宏讲学的时候顺手塞进笸箩里，过后就忘了拿出来。

他翻开第一页，标题叫做“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行行看去，这原来是一篇白话文章。里面许多见所未见的新名词，什么“自由贸易”，“平和主义”，“帝国主义”，好在纵不全懂，也不影响阅读，尤其是提到的“达尔文”，“马克思”这两个人，想来是外国的哲人，他们的观点非常新颖，张之维闻所未闻。且看作者不疾不徐地从动物说到人，由中国的传统说到外国的历史，由宗教和哲学谈及风俗习惯，都大大地增长了他的见闻，并且有许多看法是他曾隐约想到，却不曾琢磨透彻的。

张之维兴致勃勃地把这篇文章从头看到尾，他虽然一心清修，却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既然师父叫他下山历练，那么他就甘心做一块海绵，汲取世俗的一切知识，并与自己在山上所学的道理一一地互相印证。

外面传来两声很脆的锣音，张之维这就知道是二更时分了，他收拾起桌上的东西，熄了煤油灯，自回房去休息。忽然想起唐沅，在她门口略停留一步。唐沅动作轻，睡觉无声无息，在外面当然听不到什么动静——

不对。

张之维深吸一口气。他无事一般地走回自己房间，打开窗户就翻出去，绕到了唐沅窗外。伸手一探，窗户果然是虚掩的。这次他却犹豫了片刻，才揭开窗板。

今夜亦是晴夜，天清如洗，月明如镜，借着月光，张之维的目力又极好，所以室内的一切都看得清楚。

屋里空荡荡的，唐沅的床榻上，帐子好好地悬着，她白天穿的那件雪青色长袍搁在床上，主人却不知去向了。

他们在来汉口的路上，不仅商定称谓和职业，对于生活方式也尽做了安排。还是唐沅率先提出房租及张之维行医的本金均由她出，另一方面，张之维自然也得承担起照顾唐沅生活的责任。事实上，虽然唐沅自嘲“写得眼花就为这一两块钱”，但她的收入还真是一直比张之维高……唐沅对于家事样样都做不来，疏懒应酬，连卖字所得的薪酬都直接交给张之维做家用，除了那天抱怨了早饭没有江米粥，可以说她是甩手掌柜万事不管。因此在家里差不多是唐沅主外，张之维主内，而且两人各安其分，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

唐沅唯一挂怀的就是碧眼狐狸的下落。据她说，武昌官面上的人物太多，碧眼狐狸必不敢兴风作浪；汉口多豪富之家，又有外国人的租界，鱼龙混杂，更是浑水摸鱼的好地方。她对汉口似乎颇熟悉，时常易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