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咱们现在为什么都能考大学，而四五年以前的人们都不能吗？”柳原问慕仲兰。

“不知道。”慕仲兰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能考大学是自己错了似地说。

“是因为有我们武汉大学的现任校长刘道玉先生，他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开路者。”柳原说。

1977年5月，刘道玉应召从武汉大学副书记任上调到教育部任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经过在天津、顺义县调查发现，1966年到1969年，我国大学停止招生。1970年到1976年，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导致了“读书无用论”盛行，教育质量严重滑坡，国家建设所需的各种专门人才青黄不接。广大群众一致认为由迟群一伙在北京两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针是一个开后门的方针，如果不推倒，大学招生质量就得不到保证，也不能在广大青少年中造成良好的读书风尚，强烈要求推倒十六字方针，恢复统一高考，而且广大工农子弟说，他们不怕考。因此，刘道玉打算把推翻十六字招生方针作为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突破口，直接参与组织了1977年8月初那次载入史册的“科教工作座谈会”。

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分别派代表参加，武汉大学化学系革委会副主任、副教授查全性也出席了该次会议。

与会专家主要围绕振兴科学教育献计献策。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招生制度，成为其中的主要话题之一。

当时，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已经形成了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

8月6日下午，按照前一天晚上与刘道玉商量的方案，武汉大学查全性副教授畅开心扉，抨击了现行招生制度的四个严重弊病：

一、埋没了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

二、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一些人不是靠考分，而是靠“权”上大学；

三、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制度不改，“走后门”不正之风刹不住；

四、严重影响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因为连小学生都知道，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查全性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大学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生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他呼吁：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刊发题为《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消息，标志着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

于是，成千上万知识青年通过高考上大学的道路就这样开启了。

查全性在武汉重型机床厂当工人的大儿子，与在湖北钟祥县下乡劳动的女儿均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一个考上武汉大学物理系，一个考上武汉大学化学系。所以，查全性后来说，“我那次发言，也使子女们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在成功推动高考恢复之后，刘道玉1979年主动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任上请辞，回到历经政治动荡、百废待兴的母校，誓要重铸武汉大学历史上的辉煌。很快地，刘道玉带领下的武汉大学就成为了中国高校的一面旗帜。这是改革浪潮席卷中国的时代，人们连走路都是在跑步前进，教室、图书馆和实验室里昼夜灯火辉煌，教师自觉加班，誓言要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你不觉得上武汉大学是一件千载难逢的人生幸事吗？”柳原自豪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