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果断而又不落俗套，与村里那些治国建邦和阿狗阿猫等比起来，仿若就来自于另一个会作文字意义的世界。只因为生不逢时，造化弄人，才会让她给墨贤以深藏不露，城府深厚的感觉。

虽然墨氏也早已经沦落到农妇的地步，却与村里的那些同龄老妇人看上去完全不一样，孤言寡语的，不说则已，说出来就都是人生大道，就有千斤之重，让那些些睁开眼睛就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村妇村夫，根本难以理解，能理解的也难以承受。但墨贤能理解能接受，理解自己母亲那种倔强自傲的沉默，接受她一切轻重，敬重她一切好坏。

墨氏陈栀能嫁夫随了夫姓，就足以证明她仍旧活在过去的门楣里，极其在意门户称谓。在给墨氏录入族谱的时候，依然写上墨氏二字，并没有记上陈栀。墨家在这杂姓颇多的难民村里，是个大家族，叫她墨氏，只是确定了她只是墨邦名的一个附属身份，陈栀并没有在墨家族谱上出现过。墨贤就在心里头默记无数遍，等到自己有出人头地的那天，一定先把母亲的真实姓名重新录入墨家族谱。因为自己能活下来并越过越好的所有奇迹，都是母亲陈栀用苦难换来的，而非墨姓家族的身份。

那个时候的墨家村很是奇怪，孩子是不能直接称呼大人名字的。孩子们吵起架来，只要能叫出对方父母的名字，就像一个泼妇当街骂遍了人家十八代祖宗、骂的人家毫无还口之力一样牛逼。父母的姓名是神圣的，墨贤也一直这样以为，哪怕是放在心里默念，也是种大逆不道。

这种奇怪的观念与生俱来，并一直伴随着墨贤到老，始终没对儿孙们提及过自己亲生母亲的尊姓大名。

对于第一胎是儿子还是女儿，本来墨贤也没那么纠结，但在墨氏认定“女生外相”，还有“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等的言传身教之下，墨贤也就似信非信地担心起生个女儿对墨家日后的发展壮大起不到任何作用，就不得不从骨子里去理解自己母亲陈栀“重男轻女”的执念，连句反驳母亲那是封建思想之“重男轻女”的冲动也不敢了。

陈栀吃够了逃难和与亲人生死别离的苦，也吃够了身边没男人保护着的大亏，大苦大难中，墨贤就成了他唯一的生命寄托。在之前逃难求生的那段时期，若没有墨邦名收留，她只是有可能会死，而在失去丈夫之后再失去襁褓中的儿子，她就一定会死。

这个身材瘦小而裹着小脚的女人，用一根麻绳扎起一块粗布的四个角，把小墨贤往里边一放，背在背上，就跟着男人们一起上山开荒，下地翻土，一点也不输给那些老爷们，但分到的粮食却只有老爷们的一半。

这个倒也没办法较劲，弱势群体跟历史和年代是永远没道理可讲的。况且上世纪也不是新世纪，虽然妇女已经开始翻身成了半边天，但还是只算给你半个劳力。即便你的力气和脚板大过五大三粗的男人，在群体劳动分成中，你只能算半个。这个大亏，从骨子里认定“女子本弱”的墨氏，也从未跟生产队争执过，她自己也是乐意接受女人的工分肯定比男人的要少。所以，她要求墨贤必须生儿子，等于也增加了一个可以拿到高工分的生产力，无可非议。

在墨贤稍大一点时候，这个从来未见多话的小脚女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照样破败不全的《三国演义》，一字一句地念给墨贤听。从此，前前后后大院里的那些人，对她刮目相看起来。墨贤也十分争气，早早认字写字，还写一手好毛笔字，渐渐地，这对孤儿寡母，在村里算得上小有名气。

小日本投降后，墨贤的舅舅从温岭寻来认亲，墨家大院的主持人，也就是墨贤的堂叔墨邦兴，觉得过意不去，另外也有损墨家颜面，终于把楼梯口楼上与楼下那间同等面积的房间让出给墨贤母子作了卧室。

新中国成立那年，有先见之明并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墨氏陈栀，迈着小脚步，渡过还没建桥的海门港，走到娘家，筹钱把墨贤送到充满文化气息的市府所在地念完小学，就地进了市机械厂工作，陈栀那张几乎终年阴沉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意。

只是天有不测，造化弄人，有些人的日子生来就一马平川，做什么都是顺风顺水。有些人则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一路披荆斩棘，磕磕碰碰，很少能享受到片刻的安稳日子。

墨氏和墨贤就是后者中的一家子，若不是碰上铭刻与历史的‘三年困难时期’，墨贤现在应该是个排行“工农商”顶端的国家栋梁，脚踏实地地干到退休，混个高级点的技工什么的毫无问题，干到干不动的年纪，就能享受着高额的退休工资，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像盛开的花。保守说一句，就算晚年得个病什么的，肯定也能住着根本不用担心花多少钱的高级病房......

假设与想象一样，向来无限美好，但人间事常常无端善变。

历史就是历史，墨贤没有能力改写，命运就是命运，墨贤也没有能力改变。尽管墨贤尚还年轻，志向远大，他还是没能冲出墨家村的枷锁，回到大院恢复农民身份。

好在墨贤继承了父亲墨邦名的生意头脑，种田种地后的空